曾国藩是清朝名臣耿将，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风起云涌之际，他以一介书生力挽狂澜，扶大厦于将倾，再造清朝中兴。他在日记册中记载的八本之说广为人知，其中一条是“作官以不要钱为本”。在他写给四弟曾国湟的家书中，这样说道：“此八本者，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，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”。

曾国藩为何说这八本是有把握之论？他的朴素廉政理念有着怎样的理论和实践依据？他为何能自始至终保持清廉本色？要解开这些疑问，不妨翻开其家书日记，一探究竟。

其一是报国之情。青年曾国藩致力于圣贤之学，潜心于修身立德，立志于安邦定国，对于仕宦沉浮，则毫不挂怀。在劝慰其弟考试落榜的信中，也常讲“些小得失不足患，特患业之不精耳”，只求“拼命报国，侧身修行”。对于当时官场流弊，他将个人得失祸福置之度外，直言上疏，并在家书中写道：“一心以国事为主，一切升官得差之念，毫不挂意中”。他时常感叹身陷官场繁俗，愧疚无益于国计民生，甚至想到辞职归乡。在屡战屡败于太平军之初，他几次在家书中留下遗言，以必死之心奔赴战场，报效国家。当然，曾国藩作为封建时代的臣子，其报国行为充斥着忠君思想，但这种忠君之义、报国之情确实是他廉政理念的立足点，因此也不难理解他会以做官发财为耻。

其二是盈亏之理。曾国藩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盈虚消息之理，人不可以没有缺陷。在道光二十四年致温甫、沅甫两弟信中，他详细解释了盈亏之理，认为人应该守住自己的缺陷而不要求全，时时求全，即使得全，悔和凶就随之而来了，并把自己的居处命名为“求阙斋”。因此，他每每受到提拔，得到赏赐，总因惧怕过于完美而战战兢兢。行军打仗时，每次打了胜仗，他反而忧心忡忡。他的两个弟弟曾国华和曾国葆分别战死和病死在军中，他都认为是盈亏之理所致，把原因归咎于战争过于顺利，可见盈亏之理对曾国藩的影响是多么深刻！因此，当他后来官位至高，声名极旺之时，他念念不忘求缺陷，告诫家人声名已不可退，唯有在“利”字上求缺，谨守一个“苦”字，才能保善终。

其三是惜福之道。曾国藩在家书和日记中多处提到：“有福不可享尽，有势不可使尽”，并常以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示人，是谓惜福之道。他认为上天赐予人的福气都是一样的，唯有懂得惜福，才能长久。他每每把自己的功名利禄归功于祖辈的遗福，每每恐惧于自己把福气享尽，使兄弟儿孙辈受苦。因此，在他的家书中，几乎封封可见劝诫子弟“勤俭”、“劳苦”字样。他总是忧虑家中用度太奢，担心子弟“享福太早，恐难到老”，他反对置办田产，反对子弟坐乘轿子，从简搭建房子，从俭修建祠堂，子女婚嫁迎娶，也是尽量压缩开支。而他自己更是勤俭的模范，吃穿住行，唯求实用，对家中每样物件都勤于收拾，用到极致，不肯浪费丝毫。甚至于生病吃药，他都嫌药物过贵，怕享福太多。如此勤俭惜福，作官不要钱也就顺理成章。

曾国藩距今的一百余年里，社会激烈变革，时代飞速发展，有一日千里，恍如千年之感。但至今思其“作官以不要钱为本”的朴素廉政理念，仍然颇具启发意义。(徐骞)